为什么强调调研文章一定要说真话？怎样说真话？

为什么强调调研文章一定要说真话？

调研文章是用于反映情况、指导实践的，所以当然要说真话。所谓“真”，真就真在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包括成绩、问题、经验、教训等等，是怎样就怎样，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既不捏造也不掩饰；真就真在实事求是地分析材料，不惟书惟上，不空洞议论，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而要瞄准现实需求，想实招，谋实策，务实事。很明显，如果不说真话说假话，对于社会，将产生某种误导，使人们看不清事物真相、分不清是非界限；对于领导层，将传送错误的决策信号，导致决策失误，给工作带来损失；对于自己，则是丧失良知，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给秘书工作者的形象抹黑。

不过，坦率地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调研文章要说真话，关键是想不想说、敢不敢说和善不善于说的问题，如果不想说、不敢说、不善于说，当然就没有真话的立足之地了。

不想说真话，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调研活动抱着应付了事的态度，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办公室里听汇报，材料堆里找典型，然后匆促成篇，就算交了差。有时明知情况不实，但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不愿触及矛盾和问题，认为反正与自己无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另一种情况是，有的领导同志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或者为了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所谓“声誉”，专挑好的说，成绩一大摞，经验一大堆，启示一大串，对存在的问题却略过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不敢说真话，关键是“怕”。一怕得罪当事人。如今不少地方和单位的负责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出了成绩和经验，生怕上面不知道，于是想方设法请领导来视察，请记者来采访，请领导身边的“秀才”们来总结；而一旦出了问题，哪怕是一次小小的集体上访、一场小小的工伤事故，也千方百计捂着，生怕上面知道了会影响“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调研文章如果是“唱赞歌”，对方当然很高兴；如果是“揭疮疤”，对方当然不高兴，而且把人家得罪了。所以有的作者就怕了：算了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还是手下留情吧！二怕抹杀“大好形势”，让“上面”不高兴。这是作者在调查总结本地本部门工作情况时容易出现的一种心理，特别是该调研文章如果是用于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或用于报刊发表，那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了。怕的是，如果暴露问题的话，直接的“上面”——本地本单位领导固然不高兴，有时“上面”的“上面”也会不高兴，因为的确有的领导同志习惯了“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不习惯这里是问题那里又是矛盾。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下属们（包括作者）当然只好报“喜”而不敢报“忧”了。不过，有时是作者自己多虑，太过小心谨慎，因为“上面”喜欢听真话的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不喜欢听真话的毕竟是极少数。三怕冒犯领导权威。这里指的是调查得来的“负面”情况直接与领导有关。实际上，任何一次调查，只要真正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尤其是暗访式的调查，必定能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听到在办公室和汇报会上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大实话、心里话，其中必定有些内容是与领导机关或领导同志相关的，比如某项决策不符合实际、某些领导工作方法有问题、某件事该办而上级没给办，等等。碰到这种情况，有的作者就怕了：把这些问题写进文章中去，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冒犯了领导，会不会给“小鞋”穿呢？于是，该反映的情况不敢反映了，该提的决策建议也不敢提了。

不善于说真话，那就是方法上的问题了。表现之一：看问题不全面，只看正面，不看反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还容易被某些怕暴露问题的调查对象牵着鼻子走，被人家糊弄了还蒙在鼓里，这样当然摸不到实情、听不到真话了。表现之二：看问题不深刻，缺乏洞察力、穿透力和鉴别真伪、判断是非的能力，容易被表象、假象所迷惑，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有时还以伪为真，以非为是。表现之三：不善于分析、提炼材料，明明掌握了实情、听到了真话，但上升不到理性的高度，提不出可行的、管用的意见和建议，把好端端的材料白白浪费了。表现之四：缺乏主见，左右摇摆，明明有真情可报、有实话可说，一旦旁人提出异议，就不敢坚持了，赶快把“棱角”磨掉。

上述三方面，最关键、最要害的还是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说真话好，说真话难，把真话说好难上加难。但我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以说真话为天职。唐代名相魏徵，敢于仗义执言，犯颜直谏，被皇帝誉为“人镜”，从此名扬天下。大名鼎鼎的彭大将军，察民间疾苦，揭社会积弊，虑国家安危，谋执政良策，奋勇呈上“万言书”，虽招致奇冤大屈，但英名永在，千古流芳。历史前进到今天，随着民主精神的不断发扬、决策透明度不断增强，应当说，真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和欢迎，说真话也并不像有些同志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了。即使有的地方仍然存在某种阻力和压力，但求真务实的呼声任何人也压制不了。实现决策的科学化，需要真话；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真话；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需要真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我们做文秘工作的同志，千万不能成为凡事只知“诺诺”的“鹅卵石”。“鹅卵石”很圆滑，很“可爱”，但不能用它来砌堤坝、建楼房，否则就会塌掉。党的事业不需要“鹅卵石”！我们秘书工作者队伍必须坚决拒绝“鹅卵石”！调研文章不能成为单纯歌功颂德的“鹅卵石”！

调研文章怎样说真话？

调研文章说真话也的确有个方法问题。就像平常批评人一样，用这种方法说，人家接受得了，而且心服口服；用那种方法说，人家可能接受不了，甚至火冒三丈。那么，说真话有哪些方法需要掌握呢？

第一，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防止主观片面性。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很多时候，“好”与“不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把任何一方面绝对化都是不妥的。比如，调查发现，某技术监督部门对个体私营企业检查较多、罚款较多，从一方面看，这是不对的，是不利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该部门可能的确是出于严格执法、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利益而这样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肯定该部门的正确动机而仅仅指责其不当的做法，尽管是真话，对方也接受不了；反过来，先肯定，后批评，即使是以批评为主，即使对方不高兴。他也无话可说了。

第二，分清主流与非主流、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防止以单纯的讲真话追求轰动效应。一般来说，凡揭露问题、针砭时弊的调研文章都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本身并没有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写作时要注意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事物要看主流方面和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而不能只看非主流和非主导方面，不能热衷于猎奇和揭短、满足部分读者寻求刺激的心理，不能只求一时的痛快淋漓，更不能以偏概全。比如，谈起干部腐败问题，人人都切齿痛恨，人人都喜欢看揭露腐败的文章，但是，你说我们国家所有的官员都腐败，那肯定不符合事实。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多数官员其实也是痛恨腐败的，是注意廉洁自律的；即使是有这样那样不廉洁行为的干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不是出于本愿，而是受“人情风”、“关系网”的影响，加上自己约束不严，检点不够，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真正无视党纪国法，蓄意以权谋私的只是极少数。你以为这是在为腐败现象开脱吗？不是。在少数地方和单位，有些本来正常的现象却被视为不正常，本来不正常的现象却被视为正常，廉洁被视为清高、迂腐，不廉洁却被视为通世故、会做人。比如，有人送你几条烟、几瓶酒，如果你拒绝的话，人家并不认为你有多么廉洁、多么高尚，而只会认为你不近人情、不懂世故，甚至认为你不相信他，严重的还会倒过来对你有意见；而你如果欣然“笑纳”的话，人家就高兴，认为你通人情、好接近，于是百般讨好你、巴结你。我们有不少干部正是在这种世俗力量的驱使下不知不觉地触犯了党纪国法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真话就会令人信服，而不至于让读者把官场看得一团漆黑，也更能找到遏制腐败的办法。

第三，在遣词造句上注意把握分寸，防止把话说得太直露、太刺人。文章毕竟是文章，不可能像平常说话那么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特别是揭露问题的真话，更应注意这一点。有的作者在这方面勇气有余，策略不足，以为讲得越直露、越尖刻就越好、越过瘾，越能引起决策层和全社会的重视，其实是不妥的。比如反映某些干部作风不实、不热心为群众办事：“终日吃喝玩乐，嫖赌逍遥，只知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反映某企业陷入困境，企业负责人束手无策：“这些人只知等、靠、要，不知动脑筋，困难面前拿不出一点办法，要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才何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即使真有那么严重，表达时也要注意斟酌，不要用辱骂的词句，不能污辱人格，何况问题未必真有那么严重呢？另外，要注意限制词的适当使用。如揭露某些不良现象，如果是属于局部性的问题或部分人的问题，就需用“一些地方”、“少数单位”、“有的”、“有些人”这样一些词句来“限制”一下，以免读者误以为是全局性的问题，严重得不得了了，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即使是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也还会有严重与不严重、过程性与非过程性之分，所以也常用“程度不同地”、“有时候”等等加以限制。

第四，要根据不同文章的不同用途、不同读者群来选择说真话的不同题材。如果是用于内部通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的，或用于向上级反映情况、提供重要决策依据的，内容可以相对“内部”一些，而且要把话说够、说透。如果是用于报刊发表的，或用于呼吁全社会引起重视的，虽然也应是真话，但题材上要把握好，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哪些内容不宜公开或暂时不能公开，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古脑儿亮出去。如果不注意把握好“度”，虽然你说的全是真话，也难免产生负面影响，给工作带来不利。

总之，写调研文章要说真话，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还要有说真话的智慧。真正能把真话说好、说准并且能产生积极作用的，只能是智者，而不是莽夫。